过来人让你感觉一下加拿大移民生活

2016-07-25 11:14:04 加拿大移民生活

 

  Lucy是少数成功“打入外国人圈子的那部分人”,这是她在维多利亚州州长晚宴上与州长Napthin合影 本人供图

  移民,过去常被人看作是“人往高处走”,不过现在,一些早期移民者也因错过了中国迅猛发展的机会,而隐隐感到失落 记者 李雨泽 摄

  袁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移民加拿大,现在他在南京开办了一家移民中介公司 记者 李雨泽 摄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精英通过移民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移民,也因此常被人看作是“人往高处走”。但近日有媒体报道,有白领为了移民,卖房卖车跑到国外去卖水果、开杂货铺、火锅店,在异乡备尝艰辛。那么,中国移民在异国到底过得怎样?现代快报记者采访多位移民者和业内人士,了解他们在异国生存、打拼的经历。

  “你应该像小鸟一样长上翅膀,四处飞翔。”南京人Lucy至今牢牢记得,妈妈从她上幼儿园时就叮嘱的话,而她也是个有力的践行者。从南京到北京上学,再移民到澳洲,如今担任澳大利亚澳新置业投资公司亚太区总经理职位的她,已经成为其他移民者羡慕的、“能打入外国人圈子的那部分人”,对此,她笑着轻描淡写地回复了一句,“可能因为我工作比较卖力吧。”同时,她也始终强调,“我的根在中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放弃,我时刻感觉自豪。”

  能成为移民者中的一个“成功样本”,离不开Lucy的勤奋吃苦,这也是每个移民者的必经之路。他们中,有的抱着“日子会慢慢好的”信念,埋着头默默打拼坚持;而有的,则在漫长的不能适应的日子里,痛苦并纠结着。

  国企处长变身蓝领

  希望儿子将来回国发展

  人物:Jeff // 移民方式:技术移民 // 移民时间:1990年代

  对于移民这件事,Jeff时常会假设“如果没有移民会怎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Jeff赶上了第二次移民潮,当年在国内一家企业当处长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技术移民加拿大。

  “那会儿想得很简单,觉得国外有更大的发展,抱着‘淘金’的想法,来到温哥华。”现在,Jeff在当地一家公交公司供职,周三至周六下午3点工作至晚上12点,负责车辆的整修、保养。

  和预想的不一样,Jeff从一个“处长”变成了“蓝领”。而因为勤劳,他又去考了个驾照教练执照,每小时收费35加币。虽然钱挣得不少,但Jeff有时还是会“后悔”:“当初哪能想到国内发展速度这么快,也许我不移民,光在国内买几套房子,也能赚不少吧。”这种不平衡,在于Jeff看见了不少周围新出现的“投资移民”:他们不用在本地工作,就能过上Jeff曾经辛苦奋斗得来的日子。这一切新出现的差别让Jeff觉得,现在国内挣钱多。“儿子准备回国发展,那边机会多、平台也大。”

  Jeff现在一直筹划的是,儿子回国发展,自己也要回国养老。“回国过上小日子,那种养养鸡鸭,闲云野鹅、休闲自得的田园生活。”每次Jeff说起自己的“养老计划”,刚过去的新移民总会笑他“不现实”,“完全不了解现在国内的情况啊”。

  相比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第一波以依亲、打工为主的移民潮,第二波移民大多和Jeff一样,选择的是“技术移民”,而这一批人是怀揣着典型的“异国梦”漂洋过海的。他们通过勤劳致富,取得居民身份或国籍,为的是下一代的发展或是自己的追求。

  而在2005年、2006年之后,第三次移民潮逐渐转为“商业移民”“投资移民”。这波人的“国门出走”大多为了孩子教育,或是在国际浪潮中的商业便利,甚至只是诸多领域的安全感。

  相比“前人”,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投资移民”这批人,要相对轻松很多,压力也少了不少。

  “每一个移民出了国,都会有一至三年的‘阵痛期’,这很正常。”南京侨业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业务总监袁先生自己就是“过来人”。上世纪90年代“义无反顾”地去了加拿大,对于刚去时的苦深有体会,“但日子会慢慢好的”。他接触的绝大部分客户,最终都能实现理想中的“安居乐业”。还有很多通过国外再深造,能迅速获得当地的经验、积累人脉、打开圈子。

  他不否认,也有一小部分人,由于个性或其他原因,“混不下去”。“该不该移民,不能一概而论,这是个开放命题。”袁先生说,他觉得移民到国外过得好不好,和“北漂”“南漂”之后过得好不好是一样的,“看个人”。

  黄皮肤女性的“逆袭”

  五年时间做到亚太区总经理

  人物:Lucy // 移民方式:技术移民 // 移民时间:2002年

  Lucy是南京人,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她就来到南京一家广告公司,主要与外国公司接洽,在中国地区投放广告。Lucy觉得,让自己移民生活直接受用的语言和人际交往能力,和在这家企业6年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

  2003年发生非典时,Lucy已经做到了部门经理的职位。这项突如其来的、传播迅速的疾病,一下阻挠了销售人员出门拜访的步子。Lucy和所有人一样,在这场“战争”中饱受恐惧,以至于哪怕非典阴影已经散去,她还是毅然决定移民。“高密度的人群、恶化的环境,使我产生了忧虑。”此外,抱着做一个“跨国人才”、提升自己眼界的决心,Lucy在申请移民的同时,申请了南澳大学的MBA课程。

  2000年前后,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相比如今宽松许多。澳方根据申请者的年龄、雅思、学历、职业评估、工作经历进行综合打分,两年后,也就是Lucy拿到MBA文凭的前后,她的移民申请被同步批了下来,“感觉特别幸运”。

  如同每一个“光鲜背后是心酸”的故事一样,Lucy也有自己的一段奋斗史。不过,和很多从底层开始打拼的移民者不同,Lucy凭借着自己的国内经验、国外文凭,以及过去工作中认识的熟人引荐,轻松地在墨尔本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可尽管如此,打开市场、赢得客户、在澳洲本地人中挣到一席之地,还是需要个人的努力与智慧。

  对Lucy来说,她牺牲的是睡眠——在刚去澳洲的2005年到2010年这五年时间里,她每天都是凌晨三四点才睡觉。刚到这家公司,虽然职务不高,但由于澳洲人不了解中国市场,Lucy有了很大的发挥余地。“课后做的预习多,课堂上才能表现好。”因此,除了白天处理工作,每晚回家,她都会加班进行市场分析,努力帮助中国商人的产品或公司进入澳洲;甚至考虑到客户的额外需求——比如关照到他们每个在澳洲留学的孩子,包括他们进行职业规划、思考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选择的专业等。

  从2005年开始,Lucy开始每三个月往返于中国和澳洲之间,平均每个国家住上半年。这样长期地来中国出差,是Lucy和澳洲老板努力争取来的结果。“我的根在中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放弃,必须时刻回来。”她认为,中国的大国地位,是自己在国外受尊重的前提,以及她的民族优势。对此,她“时刻感觉自豪”。2008年,她坐上了亚太区总经理的职位,这对于一个黄种女性来说,十分困难,更是异常难得。

  Lucy在谈到她的奋斗时说,“我觉得必须这样努力才行。”因为,在她所听到、见到的移民故事里,太多人过得凄惨——“他们的生活品质比在国内时低了很多,并且默认这种情况。”

  比如三棵小青菜,几年前的价格是3.8澳币,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4元。很多中国人觉得很贵,就决定不吃了,或少吃点。“如果什么都舍不得,干吗还来国外生活,没有意义。”

  80后小夫妻

  一个接一个的“X年计划”

  人物:白小小 // 移民方式:商业移民 // 移民时间:2010年

  白小小(化名)是常州人,生于1985年,算是移民中的年轻人。“当初在澳大利亚留学,毕业后,我留在澳洲工作,正巧赶上有适合我的移民政策,便和一个同学一起,两家人一起移民了。”

  白小小算得上是“商业移民”,和老公两个人每人投入12万澳币,在悉尼开了个“通讯店”。“类似移动、联通这样,在澳洲,这些都可以加盟。”因为留学的缘故,白小小和老公对移民生活已经非常熟悉,谈不上需要再磨合。“要说真有不适应,就是‘做商人’的不适应,不过这个跟‘移民’没多大关系。”

  现在,白小小回到了常州,准备迎接小生命的诞生。“我们在国内也有生意,老公已经回国工作。我们考虑等孩子大一点,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再回到澳洲,让他接受西方教育。”

  白小小并不觉得移民之后有多大不一样,只是给自己多了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可以过中西方两种生活,回国或是去悉尼都可以随意,孩子也能了解、学习两种不同的文化。”当初为了说服父母同意她移民,两代人之间起了不少矛盾,可现在她选择在家坐月子、回国生小孩,让父母认识到,其实移民也不是说一去就不回来了。“长辈很难适应国外的生活,我带爸妈去悉尼住过三个月,他们倒觉得人家那是个‘大农村’,人少、高楼也少,嘴里嘟囔着‘还不如常州发达呢’。”

  国门的开放,留学生的增多,让很多像白小小一样的年轻人选择移民。袁总监介绍,在南京,每年成功申请到移民资格的,大约有千户左右。移民投资的产业也有大有小,大到涉及几千万人民币的房地产开发,小到开邮局、咖啡馆、加油站、加盟连锁店,一般只需要一两百万人民币就能实现。

  近几年,前来他所在公司办理移民业务的,以40岁以上的成功人士家庭为主,他们除了希望享受国外的空气、食物、福利,方便国际间的贸易,最核心的目的,是孩子的教育。

  这样的家庭一般很少“连根拔起”,“主战场不能丢,否则会丧失造血能力。”因此,很多都是丈夫两地奔走,妻子陪着孩子在海外读书,等呆够了时间、“挣到身份”,就可以自由安排了。他们将其称为“X年计划”,为的是给一家人带来一个保障。

  而2010年之后,像白小小这样的年轻的商业移民者日益涌现,他们的“移民模式”也有了自己的特点——很多人把孩子先送到国外上幼儿园,适应国外的环境及训练语言;小学时接回国内,强化中文;小学毕业后再送回国外,继续接受那里的教育;寒暑假则两边“互窜”。

  “21世纪一定是国际化的,”袁先生也是这一模式的实践者之一。目前一家人都在南京,等大儿子小学毕业,他的妻子就计划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加拿大。

  一切为了孩子

  女强人宅家变“煮妇”

  人物:洪萍 // 移民方式:投资移民 // 移民时间:2011年

  与Jeff一样,每一个初来乍到的移民,总有一段难熬的“爬坡期”,特别对于人到中年,为了孩子而移民的父母们。

  洪萍(化名)在国内有份很好的工作:忙碌、成就和高薪,为了女儿,2011年7月份,她开始了移民生活。“女儿从小独立,15岁不到就去英国留学了,英国很难留下来,我们便选择移民加拿大。”现在,女儿在加拿大一所名校上大学,她便跟着过去照料。“我们属于‘投资移民’,在5年内住满2年,就能保留‘枫叶卡’(加拿大永久居民卡的俗称)。”

  2011年7月至9月,洪萍和先生一起抵达温哥华,开始移民生活,感觉就像异国旅行一般,十分惬意。可时间一到,先生回国工作,洪萍才意识到,自己完全陷入了陌生的生活里。

  女儿在学校,和同学有正常的社交,而洪萍的生活中,却只有女儿。“每天都会念她、管她,两人不可避免地有争吵、矛盾。因为我心理多难受啊,想着我在国内那么充实,现在为了你来这,你还天天把我一个人扔家里。”

  11月份,先生飞到温哥华见着洪萍,傻了眼。“当时精神压力很大,长了一脸的痘痘,他看了直心疼。”洪萍说,后来女儿提醒她,“妈妈,你得找点事情做,干点自己的事情”。“对啊,我从来在女儿心中都是很强的人,可不想被瞧扁。”

  洪萍开始广泛地参与社区活动,结识新朋友,参加义工组织。“我饭菜做得不错,我们那有小夫妻移民出去,独生子女不会做饭,我就教他们做包子、馒头、饺子,大家一起去买菜。”

  对于很多移民来说,克服异国的陌生感之后,回到国内却又产生了新的不适应。

  “一回来,哮喘又犯了。”现在在南京的洪萍半开玩笑地说道,“我们管这叫‘空气咳’,从国外回来的朋友都犯了。我老公还念叨说,‘要不你买张机票回温哥华去吧’。”

  想想第一次从温哥华“逃离”回国,洪萍高兴得不得了,有一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2011年年底回国,2012年3月1日再去温哥华,入境时,海关问洪萍“为什么去中国”,洪萍自然而然地答:“回家啊。”“结果那人满脸疑虑,因为他觉得我已经是加拿大居民,怎么会说去中国是‘回家’,然后我改口说‘回去旅游’,他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神态。”

  去年春天回到温哥华,洪萍第一次有了一种像家一样的归属感。“呼吸那边的空气,看着美景,过着秩序井然的生活,觉得很喜欢。”这一次再回中国,洪萍在温哥华的朋友都非常不舍得她,“现在还时不时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哪里才是我的家?

  移民双重身份的不适应

  在相距遥远的国度间进行“身份”“时空”的转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有些傻眼:到底哪里才是我该呆的地方?

  像洪萍这样的父母们,在完成培养孩子的任务之后,总会产生出新的纠结。“回国了,环境、生活这些日常起居不适应;留在国外,情感上不适应,因为孩子上大学了,亲戚朋友都在国内,太孤单。”

  洪萍说的是她的一位朋友周然(化名),当年为了儿子移民温哥华。周然熬过艰难的适应期后,守着儿子上了当地最好的男校、北美最好的医学院,她释然了,也迷茫了。“洪萍,我到底该呆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周然有时候会无奈地问一句。

  Lucy的不适应,则体现在其他方面。每次回国,接触国内的部分高端客户,会发现他们对排场、奢侈品十分讲究,类似的“攀比文化”和西方的节约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其实消费可以有其他方式,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只要愿意奉献一点点,就能创造不同。”于是,她开始身体力行地把自己参与的,例如“清洁地球”、“活水行”、“温暖一岁”、“iearth-爱地球”等公益行动,尽可能多地向朋友、客户们宣传,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并引导企业家们以公益行动代替奢侈型消费,让一种“新的消费主义”在富人中流行开来。

  留下还是回去?

  后移民时代的纠结选择

  移民这个身份,代表着“新居民”,重新开始新生活,还是选择叶落归根,是很多人纠结的问题。

  如Jeff,在国外生活了将近20年后,现在一直筹划着回国养老的事宜。

  像洪萍这样的人,并不会修改国籍,毕竟父母、亲人、朋友都还在国内。“但像我女儿这样的,从小接受外国教育,她们就会选择入国籍。”

  而对于Lucy来说,则没有什么犹疑。相比很多女性,她已经见识了太多,并且实现了心愿——获得国际化视野。但她依旧觉得,还有太多东西没学、没做、没体验过。“我想趁着自己有足够的基础,想做完自己想做的事。”同时,Lucy看好自己未来的发展,“在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社会,差异性营销至关重要,这是我的优势。”这也是她一个小小的中国女子,在白人世界立足并获得高级职位的原因。

  但是,纵使自己已经在异国他乡取得了成功,Lucy依旧客观地表示,由于每个人想得到的东西不同,移民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很多人移民,冲着国外的洁净空气和怡人风景,但实际上,人并不是光靠空气和风景就能生活”。她把职业发展的可能性放在考虑的第一位。此外,还建议有意向移民的人士,把这几点思考清楚:为什么要到西方国家去、有什么优势可以立足、自己的定位在哪、能为社会创造什么。

  “如果年轻人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社会,在国外做三等公民,没有任何意义;人生这么短暂,如果梦想无法实现,或根本没有梦想,老了以后都没有值得回忆的。”Lucy解释,她说的“三等公民”并不是吃不饱、穿不暖。事实上,在那样一个福利社会,温饱并不用担心。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他还需要社会的肯定、认同,以及自我价值得到体现,“如果没有体验过事业成功的喜悦感,或为事业奋斗的自豪感,那么就很难得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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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cy是少数成功“打入外国人圈子的那部分人”,这是她在维多利亚州州长晚宴上与州长Napthin合影 本人供图

  移民,过去常被人看作是“人往高处走”,不过现在,一些早期移民者也因错过了中国迅猛发展的机会,而隐隐感到失落 记者 李雨泽 摄

  袁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移民加拿大,现在他在南京开办了一家移民中介公司 记者 李雨泽 摄

  过去十年,越来越多的精英通过移民渠道,获取他国永久居民权或国籍。在他们看来,优质教育、清洁空气、安全食品、资产转移、安全感,都将在移民的彼岸得到。移民,也因此常被人看作是“人往高处走”。但近日有媒体报道,有白领为了移民,卖房卖车跑到国外去卖水果、开杂货铺、火锅店,在异乡备尝艰辛。那么,中国移民在异国到底过得怎样?现代快报记者采访多位移民者和业内人士,了解他们在异国生存、打拼的经历。

  “你应该像小鸟一样长上翅膀,四处飞翔。”南京人Lucy至今牢牢记得,妈妈从她上幼儿园时就叮嘱的话,而她也是个有力的践行者。从南京到北京上学,再移民到澳洲,如今担任澳大利亚澳新置业投资公司亚太区总经理职位的她,已经成为其他移民者羡慕的、“能打入外国人圈子的那部分人”,对此,她笑着轻描淡写地回复了一句,“可能因为我工作比较卖力吧。”同时,她也始终强调,“我的根在中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放弃,我时刻感觉自豪。”

  能成为移民者中的一个“成功样本”,离不开Lucy的勤奋吃苦,这也是每个移民者的必经之路。他们中,有的抱着“日子会慢慢好的”信念,埋着头默默打拼坚持;而有的,则在漫长的不能适应的日子里,痛苦并纠结着。

  国企处长变身蓝领

  希望儿子将来回国发展

  人物:Jeff // 移民方式:技术移民 // 移民时间:1990年代

  对于移民这件事,Jeff时常会假设“如果没有移民会怎样”。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Jeff赶上了第二次移民潮,当年在国内一家企业当处长的他,义无反顾地选择技术移民加拿大。

  “那会儿想得很简单,觉得国外有更大的发展,抱着‘淘金’的想法,来到温哥华。”现在,Jeff在当地一家公交公司供职,周三至周六下午3点工作至晚上12点,负责车辆的整修、保养。

  和预想的不一样,Jeff从一个“处长”变成了“蓝领”。而因为勤劳,他又去考了个驾照教练执照,每小时收费35加币。虽然钱挣得不少,但Jeff有时还是会“后悔”:“当初哪能想到国内发展速度这么快,也许我不移民,光在国内买几套房子,也能赚不少吧。”这种不平衡,在于Jeff看见了不少周围新出现的“投资移民”:他们不用在本地工作,就能过上Jeff曾经辛苦奋斗得来的日子。这一切新出现的差别让Jeff觉得,现在国内挣钱多。“儿子准备回国发展,那边机会多、平台也大。”

  Jeff现在一直筹划的是,儿子回国发展,自己也要回国养老。“回国过上小日子,那种养养鸡鸭,闲云野鹅、休闲自得的田园生活。”每次Jeff说起自己的“养老计划”,刚过去的新移民总会笑他“不现实”,“完全不了解现在国内的情况啊”。

  相比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第一波以依亲、打工为主的移民潮,第二波移民大多和Jeff一样,选择的是“技术移民”,而这一批人是怀揣着典型的“异国梦”漂洋过海的。他们通过勤劳致富,取得居民身份或国籍,为的是下一代的发展或是自己的追求。

  而在2005年、2006年之后,第三次移民潮逐渐转为“商业移民”“投资移民”。这波人的“国门出走”大多为了孩子教育,或是在国际浪潮中的商业便利,甚至只是诸多领域的安全感。

  相比“前人”,拥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投资移民”这批人,要相对轻松很多,压力也少了不少。

  “每一个移民出了国,都会有一至三年的‘阵痛期’,这很正常。”南京侨业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业务总监袁先生自己就是“过来人”。上世纪90年代“义无反顾”地去了加拿大,对于刚去时的苦深有体会,“但日子会慢慢好的”。他接触的绝大部分客户,最终都能实现理想中的“安居乐业”。还有很多通过国外再深造,能迅速获得当地的经验、积累人脉、打开圈子。

  他不否认,也有一小部分人,由于个性或其他原因,“混不下去”。“该不该移民,不能一概而论,这是个开放命题。”袁先生说,他觉得移民到国外过得好不好,和“北漂”“南漂”之后过得好不好是一样的,“看个人”。

  黄皮肤女性的“逆袭”

  五年时间做到亚太区总经理

  人物:Lucy // 移民方式:技术移民 // 移民时间:2002年

  Lucy是南京人,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毕业后,她就来到南京一家广告公司,主要与外国公司接洽,在中国地区投放广告。Lucy觉得,让自己移民生活直接受用的语言和人际交往能力,和在这家企业6年的工作经历密不可分。

  2003年发生非典时,Lucy已经做到了部门经理的职位。这项突如其来的、传播迅速的疾病,一下阻挠了销售人员出门拜访的步子。Lucy和所有人一样,在这场“战争”中饱受恐惧,以至于哪怕非典阴影已经散去,她还是毅然决定移民。“高密度的人群、恶化的环境,使我产生了忧虑。”此外,抱着做一个“跨国人才”、提升自己眼界的决心,Lucy在申请移民的同时,申请了南澳大学的MBA课程。

  2000年前后,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相比如今宽松许多。澳方根据申请者的年龄、雅思、学历、职业评估、工作经历进行综合打分,两年后,也就是Lucy拿到MBA文凭的前后,她的移民申请被同步批了下来,“感觉特别幸运”。

  如同每一个“光鲜背后是心酸”的故事一样,Lucy也有自己的一段奋斗史。不过,和很多从底层开始打拼的移民者不同,Lucy凭借着自己的国内经验、国外文凭,以及过去工作中认识的熟人引荐,轻松地在墨尔本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可尽管如此,打开市场、赢得客户、在澳洲本地人中挣到一席之地,还是需要个人的努力与智慧。

  对Lucy来说,她牺牲的是睡眠——在刚去澳洲的2005年到2010年这五年时间里,她每天都是凌晨三四点才睡觉。刚到这家公司,虽然职务不高,但由于澳洲人不了解中国市场,Lucy有了很大的发挥余地。“课后做的预习多,课堂上才能表现好。”因此,除了白天处理工作,每晚回家,她都会加班进行市场分析,努力帮助中国商人的产品或公司进入澳洲;甚至考虑到客户的额外需求——比如关照到他们每个在澳洲留学的孩子,包括他们进行职业规划、思考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选择的专业等。

  从2005年开始,Lucy开始每三个月往返于中国和澳洲之间,平均每个国家住上半年。这样长期地来中国出差,是Lucy和澳洲老板努力争取来的结果。“我的根在中国,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可能放弃,必须时刻回来。”她认为,中国的大国地位,是自己在国外受尊重的前提,以及她的民族优势。对此,她“时刻感觉自豪”。2008年,她坐上了亚太区总经理的职位,这对于一个黄种女性来说,十分困难,更是异常难得。

  Lucy在谈到她的奋斗时说,“我觉得必须这样努力才行。”因为,在她所听到、见到的移民故事里,太多人过得凄惨——“他们的生活品质比在国内时低了很多,并且默认这种情况。”

  比如三棵小青菜,几年前的价格是3.8澳币,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4元。很多中国人觉得很贵,就决定不吃了,或少吃点。“如果什么都舍不得,干吗还来国外生活,没有意义。”

  80后小夫妻

  一个接一个的“X年计划”

  人物:白小小 // 移民方式:商业移民 // 移民时间:2010年

  白小小(化名)是常州人,生于1985年,算是移民中的年轻人。“当初在澳大利亚留学,毕业后,我留在澳洲工作,正巧赶上有适合我的移民政策,便和一个同学一起,两家人一起移民了。”

  白小小算得上是“商业移民”,和老公两个人每人投入12万澳币,在悉尼开了个“通讯店”。“类似移动、联通这样,在澳洲,这些都可以加盟。”因为留学的缘故,白小小和老公对移民生活已经非常熟悉,谈不上需要再磨合。“要说真有不适应,就是‘做商人’的不适应,不过这个跟‘移民’没多大关系。”

  现在,白小小回到了常州,准备迎接小生命的诞生。“我们在国内也有生意,老公已经回国工作。我们考虑等孩子大一点,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再回到澳洲,让他接受西方教育。”

  白小小并不觉得移民之后有多大不一样,只是给自己多了个自由选择的机会。“可以过中西方两种生活,回国或是去悉尼都可以随意,孩子也能了解、学习两种不同的文化。”当初为了说服父母同意她移民,两代人之间起了不少矛盾,可现在她选择在家坐月子、回国生小孩,让父母认识到,其实移民也不是说一去就不回来了。“长辈很难适应国外的生活,我带爸妈去悉尼住过三个月,他们倒觉得人家那是个‘大农村’,人少、高楼也少,嘴里嘟囔着‘还不如常州发达呢’。”

  国门的开放,留学生的增多,让很多像白小小一样的年轻人选择移民。袁总监介绍,在南京,每年成功申请到移民资格的,大约有千户左右。移民投资的产业也有大有小,大到涉及几千万人民币的房地产开发,小到开邮局、咖啡馆、加油站、加盟连锁店,一般只需要一两百万人民币就能实现。

  近几年,前来他所在公司办理移民业务的,以40岁以上的成功人士家庭为主,他们除了希望享受国外的空气、食物、福利,方便国际间的贸易,最核心的目的,是孩子的教育。

  这样的家庭一般很少“连根拔起”,“主战场不能丢,否则会丧失造血能力。”因此,很多都是丈夫两地奔走,妻子陪着孩子在海外读书,等呆够了时间、“挣到身份”,就可以自由安排了。他们将其称为“X年计划”,为的是给一家人带来一个保障。

  而2010年之后,像白小小这样的年轻的商业移民者日益涌现,他们的“移民模式”也有了自己的特点——很多人把孩子先送到国外上幼儿园,适应国外的环境及训练语言;小学时接回国内,强化中文;小学毕业后再送回国外,继续接受那里的教育;寒暑假则两边“互窜”。

  “21世纪一定是国际化的,”袁先生也是这一模式的实践者之一。目前一家人都在南京,等大儿子小学毕业,他的妻子就计划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加拿大。

  一切为了孩子

  女强人宅家变“煮妇”

  人物:洪萍 // 移民方式:投资移民 // 移民时间:2011年

  与Jeff一样,每一个初来乍到的移民,总有一段难熬的“爬坡期”,特别对于人到中年,为了孩子而移民的父母们。

  洪萍(化名)在国内有份很好的工作:忙碌、成就和高薪,为了女儿,2011年7月份,她开始了移民生活。“女儿从小独立,15岁不到就去英国留学了,英国很难留下来,我们便选择移民加拿大。”现在,女儿在加拿大一所名校上大学,她便跟着过去照料。“我们属于‘投资移民’,在5年内住满2年,就能保留‘枫叶卡’(加拿大永久居民卡的俗称)。”

  2011年7月至9月,洪萍和先生一起抵达温哥华,开始移民生活,感觉就像异国旅行一般,十分惬意。可时间一到,先生回国工作,洪萍才意识到,自己完全陷入了陌生的生活里。

  女儿在学校,和同学有正常的社交,而洪萍的生活中,却只有女儿。“每天都会念她、管她,两人不可避免地有争吵、矛盾。因为我心理多难受啊,想着我在国内那么充实,现在为了你来这,你还天天把我一个人扔家里。”

  11月份,先生飞到温哥华见着洪萍,傻了眼。“当时精神压力很大,长了一脸的痘痘,他看了直心疼。”洪萍说,后来女儿提醒她,“妈妈,你得找点事情做,干点自己的事情”。“对啊,我从来在女儿心中都是很强的人,可不想被瞧扁。”

  洪萍开始广泛地参与社区活动,结识新朋友,参加义工组织。“我饭菜做得不错,我们那有小夫妻移民出去,独生子女不会做饭,我就教他们做包子、馒头、饺子,大家一起去买菜。”

  对于很多移民来说,克服异国的陌生感之后,回到国内却又产生了新的不适应。

  “一回来,哮喘又犯了。”现在在南京的洪萍半开玩笑地说道,“我们管这叫‘空气咳’,从国外回来的朋友都犯了。我老公还念叨说,‘要不你买张机票回温哥华去吧’。”

  想想第一次从温哥华“逃离”回国,洪萍高兴得不得了,有一种“终于回家了”的感觉。2011年年底回国,2012年3月1日再去温哥华,入境时,海关问洪萍“为什么去中国”,洪萍自然而然地答:“回家啊。”“结果那人满脸疑虑,因为他觉得我已经是加拿大居民,怎么会说去中国是‘回家’,然后我改口说‘回去旅游’,他才有一种恍然大悟的神态。”

  去年春天回到温哥华,洪萍第一次有了一种像家一样的归属感。“呼吸那边的空气,看着美景,过着秩序井然的生活,觉得很喜欢。”这一次再回中国,洪萍在温哥华的朋友都非常不舍得她,“现在还时不时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哪里才是我的家?

  移民双重身份的不适应

  在相距遥远的国度间进行“身份”“时空”的转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有些傻眼:到底哪里才是我该呆的地方?

  像洪萍这样的父母们,在完成培养孩子的任务之后,总会产生出新的纠结。“回国了,环境、生活这些日常起居不适应;留在国外,情感上不适应,因为孩子上大学了,亲戚朋友都在国内,太孤单。”

  洪萍说的是她的一位朋友周然(化名),当年为了儿子移民温哥华。周然熬过艰难的适应期后,守着儿子上了当地最好的男校、北美最好的医学院,她释然了,也迷茫了。“洪萍,我到底该呆在哪里,哪里才是我的家?”周然有时候会无奈地问一句。

  Lucy的不适应,则体现在其他方面。每次回国,接触国内的部分高端客户,会发现他们对排场、奢侈品十分讲究,类似的“攀比文化”和西方的节约文明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其实消费可以有其他方式,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只要愿意奉献一点点,就能创造不同。”于是,她开始身体力行地把自己参与的,例如“清洁地球”、“活水行”、“温暖一岁”、“iearth-爱地球”等公益行动,尽可能多地向朋友、客户们宣传,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并引导企业家们以公益行动代替奢侈型消费,让一种“新的消费主义”在富人中流行开来。

  留下还是回去?

  后移民时代的纠结选择

  移民这个身份,代表着“新居民”,重新开始新生活,还是选择叶落归根,是很多人纠结的问题。

  如Jeff,在国外生活了将近20年后,现在一直筹划着回国养老的事宜。

  像洪萍这样的人,并不会修改国籍,毕竟父母、亲人、朋友都还在国内。“但像我女儿这样的,从小接受外国教育,她们就会选择入国籍。”

  而对于Lucy来说,则没有什么犹疑。相比很多女性,她已经见识了太多,并且实现了心愿——获得国际化视野。但她依旧觉得,还有太多东西没学、没做、没体验过。“我想趁着自己有足够的基础,想做完自己想做的事。”同时,Lucy看好自己未来的发展,“在一个国际化、全球化的社会,差异性营销至关重要,这是我的优势。”这也是她一个小小的中国女子,在白人世界立足并获得高级职位的原因。

  但是,纵使自己已经在异国他乡取得了成功,Lucy依旧客观地表示,由于每个人想得到的东西不同,移民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很多人移民,冲着国外的洁净空气和怡人风景,但实际上,人并不是光靠空气和风景就能生活”。她把职业发展的可能性放在考虑的第一位。此外,还建议有意向移民的人士,把这几点思考清楚:为什么要到西方国家去、有什么优势可以立足、自己的定位在哪、能为社会创造什么。

  “如果年轻人不能完全融入西方社会,在国外做三等公民,没有任何意义;人生这么短暂,如果梦想无法实现,或根本没有梦想,老了以后都没有值得回忆的。”Lucy解释,她说的“三等公民”并不是吃不饱、穿不暖。事实上,在那样一个福利社会,温饱并不用担心。但是对于一个人来说,他还需要社会的肯定、认同,以及自我价值得到体现,“如果没有体验过事业成功的喜悦感,或为事业奋斗的自豪感,那么就很难得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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