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
2013年受欢迎的移民投资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项目投资：以债权或优先股的方式，投资于一个具体的经营项目，但并不参与管理。
第二，金融投资：通过规范的金融资本市场，购买移民法规允许的金融产品，如股票、债券等。
第三，房产投资：购买具有永久产权的居住性房产，既可获得移民身份，又可坐享房产升值回报。
海岸线上“空巢”老人的移民生活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留学生和移民(微博)群体正在日渐庞大，留守在海岸线上的“空巢”老人群体引发关注。
今年9月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显示，从1978到2011年，中国共有224.51万人出国留学，而归国人数只有104.87万人。
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持续出现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移居海外的新华侨华人不断增多。据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估算，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大陆和港澳台等地区移居国外的新华侨华人接近1000万人。
这些留学生和移民离开中国的同时，留下了一个庞大的留守群体。不同于城乡迁徙所导致的空巢现象，这一群体的老人面对的是更远的距离、更大的文化差异和更难填补的思念。
“给自己找乐，孩子也就放心了”
张玲(本文中人名均为化名)的一天从6点开始。给自己和老伴做了早点，她便下楼到社区的小花园里和同伴练习太极拳——从退休开始，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十多年。
曾经是中学语文教师的张玲今年68岁。11年前，女儿嫁到美国，她和老伴就成了空巢老人。虽然看起来精神抖擞，张玲早年当教师时就烙下了腰痛、腿痛的毛病，严重时走路都很艰难。不仅如此，她还被高血压、冠心病纠缠了多年。“犯病的时候头晕，喘不过气来。要是赶上晚上犯病，真害怕。”即使每天吃药有效地控制了病情，但谈起病情，张玲还是显得心有余悸。
张玲的老伴已经76岁，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几年前，一次逛公园不小心摔了跤，腿脚就更不灵便了。老伴身体不好，生病了张玲只能依靠住在同一个小区的妹妹照顾。“所以我得锻炼身体啊，只有自己保持健康孩子才能放心。”
濮明与张玲同岁。2003年，她的女儿到瑞士工作，她和老伴也开始了空巢的生活。退休以后，濮明投身华文教育工作，与张玲相比，她的空巢生活更加忙碌。同样是早上9点，记者见到濮明时她正忙着给来自西班牙的华侨学生布置教室。要让十来平方米大的酒店客房塞下15个学生并不容易，濮明把床头柜、梳妆台全都调动起来。搬桌子，挪椅子，装配投影仪、电脑，全部是自己来。不仅如此，濮明还自己编写培训教材。
除了接待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侨青少年，她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制作远程华文教育的课件，印度尼西亚、葡萄牙都有她创办的远程教育培训班。
为了向记者介绍自己的事业，她拿出Ipad，熟练地打开学校网页，为记者展示自己制作的课件、录像。“我正准备制作Ipad版的华文学习软件。”虽已年过花甲，濮明仍然相信“人总要有点事业”。短短半个小时的采访多次被工作人员打断，询问她培训事项。排课表、请老师，濮明忙得不亦乐乎。“我就是给自己找乐，这么着我就不老了，孩子也放心了。”濮明开怀地笑了。
宋玉祥已经84岁，一子一女都在美国生活了二三十年。2006年老伴去世后，宋玉祥就独自一人在中国生活。“我这么大年纪，他们都不放心我一个人住。”于是，去年秋天，宋玉祥的女儿先斩后奏，将老人安排进了离家不远的养老院。“他们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就给我安排好了，钱都是她交的。住进来以后她还不放心，半年里回国来看了我三次。”虽然嘴上不乐意，宋玉祥谈起女儿的惦记时，还是满脸笑容，“我住在这里，他们也放心些。”
“美国有啥好的”
一走进张玲的家就能看到满墙的照片。“这张是闺女和姑爷，这张是外孙女……”张玲热情地向记者介绍。
几年前，女儿一家迁到香港生活，并有了第二个孩子。女儿怀孕期间，张玲一直在香港照顾，后来也曾到女儿身边生活。可老伴生病后，张玲不放心老伴一个人在家，就再也没有去过香港。
到不了孩子身边，老人只能在网上看一看孩子们的照片。“他们在网上弄了个什么页面，我在百度里一点就能看见。”张玲倒腾了半天，照片还是没能显现在电脑屏幕上。除了上网看，她还把孩子们的照片冲洗出来放在相册里，“我和老伴睡觉前都要翻一翻。”
看着美国亲家制作的相册集，张玲一页一页地翻着，为记者讲述孩子们的生活：“这是大外孙女和她姑姑在玩拼图，比我上次见她长大了不少……你看小东西的这表情多好玩……”“小东西”是老人对小外孙的爱称，生长在香港，老两口很少能见到他们心爱的“小东西”。“他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外孙女说话也像美国人了。”张玲多少还是有些无奈。
即使没有家庭的牵绊，许多像张玲一样的空巢老人也还是不愿意出国生活。今年77岁的李黎就是其中一个。
2007年，她曾去美国与儿子一家小聚。“50多个州我去了30多个，纽约、芝加哥，还有跟加拿大交界的那个什么瀑布，都是我儿子开车带我去的。”谈起儿子，老人不无自豪，可要说对美国的印象，李黎却一句赞扬也没有：“美国有啥好的，我觉得跟咱们这比不了。”用她的话说，“到那人都傻了，也没人跟你说话，什么也不会做。”
语言、文化是阻碍这种老人与孩子团聚的主要因素，东西方、两代人之间生活习惯的差别也非常难以调和。张咏夏今年已经92岁高龄，大约10年前她也曾到加拿大和儿子一起生活，可只住了一年她就坚决选择回国。“那边闷得很，我趴在窗户上往外看，一刻钟就过去一辆车。”谈起那里的生活，令老人印象最深刻的竟是这样一幅场景。
无法与外人交流，和子女相处也很并不轻松。“在那的时候我净忙着跟儿子吵架。新买的地毯，我不让扔上面的塑料纸，他非要扔。”在儿子家里，张咏夏时常洗完、料理花草，尽可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可她从不做饭，因为“我做的中国菜，孙女看都不看一眼。” 现在回想起来，老人苦涩地笑笑。
电子设备解燃眉之急
北京市侨联于今年3月起对侨界空巢展开专项调查，先后制发了调查登记表，根据该市各城区、局(总公司)和高等院校侨联、各侨联社团反馈的情况，建立了900多位空巢老人的基础信息数据库。
分析显示，目前侨眷空巢老人存在的问题包括不能做家务、孤独无人陪伴、日常生活不能自理、住房没电梯、看病挂号难等。他们亟需的帮助主要包括请保姆照顾、提供老年人餐桌、配备电梯、请人陪同看病、希望入住养老院等。
在张玲居住的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区，像她这样的空巢老人都在家里安装了与电话连接的报警器，按下报警器，家庭住址、病例等信息就会传到医院。“我这样患有高血压的老人很多，真有了事，这起码可以应急。”张玲说。
不仅如此，北京市从2009年开始，为20万名老人配备了一种叫“小帮手”的电子服务器，由65岁以上老人自愿购买，可以一键接通亲属电话、紧急服务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
老年餐桌提供一日三餐
李黎的老伴张渗几年前心脏病发作，自己又患上了美尼尔综合症，每天做饭都成了问题。于是，老两口雇了一名钟点工，专管一日三餐。
2009年，北京市出台了《北京市市民居家养老(助残)服务(“九养”)办法》，提出要利用城乡社区公益性用房、单位内部设施、居民空闲房屋等社会资源建立养老(助残)餐桌。采取政府适度补助租金、项目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由各级居家养老(助残)服务工作主管部门，选择有资质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品牌餐饮企业提供社区餐饮服务。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市具备条件的城乡社区(村)建立养老(助残)餐桌，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安全的配餐、就餐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提供家庭送餐服务。
北京市老龄办提供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已经建立了3837个养老(助残)餐桌。不过，在老两口居住的北京市石景山区何家坟社区，老年餐桌并没有得到充分使用。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尽管社区可以帮助有需要的老年人联系周围饭店提供老年人订餐服务，但全社区414名60岁以上老人中，只有三四家使用了此项服务。这一方面是因为完全丧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并不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九养”办法》只适用于北京市户籍，像李黎两口这样的有需要户口却不在北京的老人并不能得到这样的服务。
居家养老员上门做家务
除了老年餐桌，北京市从2009年开始，招聘了4400名居家服务养老员，何家坟社区也组织了“为老服务队”，像李黎两口这样高龄的空巢老人是服务队的重点帮助对象。
记者到李黎家采访的这一天，正赶上服务队上门服务，擦窗户、拖地，三五个年轻人不到半个小时就将老人家收拾干净。“你看我住在这里多好，他们(服务队员)隔三差五给我打电话关心我，还帮我买菜、干活。”李黎说。服务队队员介绍，小区里一位退休不久的老人住的离李家不远，专门负责照顾老两口，不仅经常到家里查看，有什么事情老人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像李黎这样的情况，社区都安排了专人负责。
尽管如此，大多数中国老人不愿意麻烦别人，而社区的力量也的确有限。在何家坟社区，80岁以上的老人有72人，像李黎这样的空巢老人有14位，而“为老服务队”只有5人。社区主任许金环承认，社区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养老最终还是要依靠家庭。
回国，让父母安度晚年
在中国，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但随着时代发展，“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却显得不合时宜了。对于远在他乡的游子而言，在个人生活和孝敬老人之间做出选择，似乎成了零和游戏。但事实上，两者之间并非不能平衡。袁杉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不把两者对立起来，不同的选择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机会。”他说。
回国 VS 个人发展
去年初，袁杉离开生活了14年的澳大利亚回到北京。“我妈一年里生了3次病，之后我就决定回来了。”他说。
袁杉的母亲今年68岁，平时身体还算硬朗。可逢年过节，老人一忙起来，血压就总是蹭蹭的往上蹿。“有一次她自己在家量血压，血压器没有显示，后来才发现高压220，已经超过了血压器的显示额度，太危险了。”袁杉说。
即使这样，父母也从未表示过希望袁杉回国的愿望，家里的事情都是从亲戚朋友处听说。“很少有父母会劝子女回国，他们总觉得那样会破坏子女的生活，所以遇到问题不管能不能解决，他们都尽量自己来。”
如果子女不回国，另一个办法就是把父母接到身边。“我周围有很多人都在给父母办移民(微博)。可是正常排队的话，至少需要5到10年才能办下来，对已经快70的父母来说太久了。”袁杉说。所以，身为家中独子，面对日渐苍老的父母，袁杉并没有更多选择：“就我一个儿子，我不在身边就没有人可以为他们养老，他们就等于没有孩子。”
做出回国的决定不容易，回国后要面临的困难就更多了。“我认识很多人，在国外也许算不上成功，但至少有一个平稳的生活状态。回国意味着放弃之前的生活，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能不能适应国内的环境都是问题，风险很大。”袁杉说。正如他所言，刚一回国，北京的气候就给袁杉来了个下马威。“刚回来的时候嗓子真是难受了一段时间。我又是过敏性体质，一换季就要生病。”10月底，秋末冬初的季节，袁杉在接受采访时还不停地咳嗽。
在澳大利亚，袁杉做了十几年的二手电脑生意。回国后，他也曾尝试着在不同领域找点生意做。可是回国一年多，在中国毫无职场经验的他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机会，他也承认自己“对国内的工作环境确实不太熟悉了。”于是，十多年没当过白领的袁杉最终选择走进写字楼，开始了朝九晚五的生活。虽然困难依然存在，但对袁杉来说，生活在老人身边才是最重要的。“街坊邻居见到我都说，你妈看起来身体好多了。”袁杉显得很高兴。
现在，袁杉时常陪着父母逛逛街，到周边转转。“回国不一定要为父母做什么，但有孩子在身边，对他们来说是个安慰。”袁杉说。
回国 VS 婚姻家庭
和袁杉不同，Ellen在澳洲读完本科就为父母办了移民手续。经过长达8年的等待，父母终于入了籍，一家人得以团聚。可是没几年，Ellen和丈夫却选择了回国。“那里的文化认同感太低了。”回国后的Ellen将在澳洲11年的生活描述为一场梦，“你永远是一个局外人。”她说。对年轻的Ellen是这样，对她的父母更是这样。
Ellen的父母60岁左右，身体尚且健康，虽已退休，但旅游、会友、运动将平时的生活安排的满满的。“他们在国内可以独立生活，可是在澳洲，他们衣食住行就完全依赖年轻人了。”Ellen说。
在澳大利亚，Ellen与来自香港的丈夫相识并结合。婚后，Ellen要面对的问题就更复杂了：“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双方的父母不可能都移民。事实上，他的父母极力反对去澳洲。”
回国以前，袁杉在澳洲有一个相处多年的女友。“她一直准备全家移民，可是我父母不愿意去澳洲。”矛盾显而易见，这段关系不得不不了了之。“华人在选择配偶时多数也还是选择华人。如果两个人的父母没有在同一个城市，即使两个人一起回国，问题还是难以解决。”袁杉道出了这个群体普遍面临的困境。
Ellen一家就是这样的情况。回国后，她和丈夫并没有选择在老人身边生活，而是出于工作考虑，到并不熟悉的广西南宁打拼。“现在父母在北海(广西省北海市)买了房，海滨城市的生活很舒服，离我们只有两个多小时车程，可以经常见面。”她说。
专家支招解空巢困境
厦门大学教授、华侨华人问题专家庄国土认为，解决城市侨眷空巢老人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并不困难。
他首先将侨眷空巢老人分为城市和乡镇两类。乡镇空巢老人主要集中在福州、浙江等中国传统侨乡，一般都有较强的生活能力，乡邻、亲友、家族之间能够相互照顾。城市侨眷空巢老人中，占比最大的人群是前留学人员父母。庄国土认为，这类人大部分分布在中等以上城市，以大都市最为集中。和农村或一般市民空巢老人相比，这一人群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较强的经济能力，受教育层次更高，精神与情感诉求也更多。正因为此，这一人群容易因自视甚高而更不擅于沟通，更缺少与亲友、邻里之间的联系。
他提醒说，城市侨眷空巢老人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缺乏应对突发问题的能力，一旦遇到急病、水电维修或是搬迁，这些老人很难自己解决。其次是缺少亲情、缺少伴友导致的精神寂寞。最后，由于与外界联系较少，遇到问题时不易求助，或求助不及时的情况也很有可能发生。
问题尽管存在，但在庄国土看来，这群人的困境并不难解决。基于这一人群相对优渥的经济条件，庄国土建议社区组织、联系公益机构，建立专门针对侨眷空巢老人的关怀网络，动员侨眷空巢老人付费参加;侨务部门也应建立关怀网络，定期对老人进行关怀询问，同时为他们提供紧急事务求助、定期上门的家政服务、医疗服务、室外活动、老人自娱活动等。
除了依靠社区和公益组织，老人自助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庄国土建议侨务部门协助建立侨眷空巢老人相互联系的网络，让有相似情况的老人互相帮助，各自发挥特长，共同解决彼此的困难。
